“故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为教育。”

——张伯苓

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

却半路转行投身教育

他不是运动员

却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他生逢乱世

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

他是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他提出的“爱国三问”

振聋发聩

今天

是张伯苓诞辰150周年

我们再回首张伯苓创办南开的往事

重温先生思想

缅怀致敬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生于1876年4月5日，原名寿春，天津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1894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致力于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坚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唤醒民族的觉醒，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

严修（左）、张伯苓（右）先生志同道合，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崭新的一页

1904年，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修的协助下，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学校（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后相继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

1951年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在津溘然长逝。他留遗嘱说，新中国有光明远景。人们发现他的遗物是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但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却无法计算。

2月24日，周恩来总理正好来天津参加会议，一到天津便以个人名义来到张伯苓家中吊唁，并送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张伯苓（二排左一）与周恩来（前排左二）等人合影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935年南开大学始业式上，张伯苓在演说中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张伯苓将爱国主义教育视为办学根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表达了以“公”为核心的爱国情怀，以“知中国，服务中国”的育人理念，为南开师生铸就了精神底色。

越难越开 亦勤亦廉

1935年冬，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张伯苓决定南下入川，在巴渝大地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继续他的“南开”教育事业。

被侵华日军炸毁的南开学校

由于当时资金十分紧张，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张伯苓对外号召“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并时常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充当“化缘的老和尚”，为学校的建设运作筹集经费。

就这样，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怕跑断腿”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最后，张伯苓选中了位于重庆城西、成渝路边的一块最平坦的土地，兴奋地给天津同事发去电报“请速进行”。

南渝中学建校三杰（左起为宋挚民、喻传鉴、严伯符）

1936年1月，在张伯苓的统筹带领之下，天津同事开始筹备规划重庆学校；2月，喻传鉴、严伯符、宋挚民带着张伯苓的重托来渝买地、规划、设计、修建，半年时间，一座现代化校园便拔地而起；8月底，聘请教员、计划招考、内部组织等诸多事宜仅用10日便已处置妥当；9月，南渝中学（后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顺利招生入学。

以张伯苓为首的南开人的高效率与责任心让川渝人民十分惊叹，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扬“南开速度”。

人格力量 无声之教

白手起家的张伯苓，靠“化缘”为南开教育挣下庞大的产业，身为校长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比普通教师还低，一生过着异常俭朴的生活。他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实在是因为所住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质量低劣，而自带的茶叶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

张伯苓平时生活十分俭朴。

在市内开会，张伯苓则常以步行代替乘车。一次散会时，会场大门外专门有服务生为参会者逐一把车子叫过来。一个服务员询问张伯苓车号是多少，他随口说了个“11号”。结果服务员到处去找都没见着11号车，而他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远了。服务生这时才回过神来，原来先生指的是自己的双腿啊！

平日里，张伯苓总是热情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等一批品学兼优、活动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校长的关注。张伯苓并没看不起这些家庭贫困的学生，不仅免去了他们的学杂等费用，还经常施以关心爱护，与他们探讨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作为当地的社会贤达，张伯苓曾被天津电灯电车公司聘为董事，每月可得一笔车马费。每次收到这些钱，他便嘱托下属将其分给学校的困难职工们，还不忘向身边人“解释”：“他们工资低，责任重，忠于职守，生活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给他们。”

南开学校的运作管理早期大多依靠张伯苓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维系，直到1919年南开师生呼吁学校改革。后张伯苓主动召集南开师生二十来人“假京西香山幼慈院会议兴革事宜”，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确定为学校方针。

此后，南开学校探索并制定了大量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从1919年以前的3个制度增至南开系列学校的数十个，制度涵盖了董事会章程、课程设置、教务管理、校务管理、社团组织等学校管理的诸多方面。这些制度在“教育救国”理念的驱动下，很好地保障了学校运行的公正、高效和廉洁。

1936年南渝中学建校购地地契、账目等

南开学校虽是由他筹资设立，但他始终秉持“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之理念。在一次修身班的演讲中，他曾表示如果有人想知道学校有多少钱，五分钟内便可以算出来。向学校董事会所作的数十次报告中，学校经费的来源、开支明细，包括购地、建房、设施、仪器、设备、薪酬以及校产统计等账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笔糊涂账，甚至1936年在渝购地建校的地契与收条至今仍保存完好，所列款项、证人等都是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晚年时期的张伯苓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这是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张伯苓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创办主持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募集资金数以千万计，自己却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这也正是他一辈子秉持“教育工作是艰苦的，不会发财，要有一辈子甘于清贫的思想准备”的最好人生映照。

文章丨转发自《天津日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