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我南开精神
——祝贺百年校庆怀念伯苓校长

    南开走过了长长的百年之路。这是允公允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的一百年，也是日新月异、桃李芬芳、硕果累累的一百年。在欢度百年校庆的此时此刻，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和五洲四海的南开学子们，无不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思念着一位逝去已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我们的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兴办南开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三部，而起步于中学。他强调：“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之基础，又为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学生事业根基之培植，道德精神之训练，及生活技能之培进，胥维良好的中学教育是赖。”对他手创的天津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倾注的心血最多，耗费的精力最大，取得的成功最为世人瞩目，也为办好大学部和小学部打下了承前启后的坚实基础。在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引导和培育下，南开究竟为国家输送了多少菁英之士、栋梁之材和各行各业的尖子骨干，这是很难用数字来精确表达的。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研究院(台湾)的院士，毕业或肄业于南开中学的，就达五十六人，天津重庆各占一半。许多睽违数十载、重聚已白头的南开老校友，在互道平生时，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南开那几年，管了这一生。”这是切身感受，是肺腑之言，是对张伯苓校长、喻传鉴主任和所有南开师长们的由衷感恩。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时期精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对一切事物敏感好奇，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成材还是不成材，走正路还是走邪路，极易受某些不确定因素影响，甚至取舍于一念之间。张伯苓特别强调中学教育，正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独到之处和精华所在。为了发展我国的中等教育事业，张伯苓真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功绩斐著。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办好天津南开和重庆南开，而是要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曾经宣布，除“重庆南开继续发展，天津南开首先恢复”外，还要在北平、长春各“添办”一所南开中学。次年，又制定了一个兴建多所分校的计划，他说：“中学分校除天津、重庆二校已设立外，上海将来拟设第三分校，东北拟设第四分校。”这种对中等教育锲而不舍的热情和执著，目光远大，令人感佩。我们忝为“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的南开学子们，应当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努力促成我们老校长建立“第三分校”、“第四分校”、“第五分校”宏愿的早日实现。
    爱国主义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把人格、国格和民族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贯穿于南开教育的全过程，成为莘莘学子苦学成材的思想动力。他原本出身行伍，效力海军。促使他弃武从文，致力教育的，乃是“为培养救国建国之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的一片赤子之心。他首创天津南开，肇因于甲午海战之惨败。他兴办重庆南开，着眼于全民抗战之持久。他在溯江西上筹建渝校途中，横槊船头，高歌慷慨：“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真是壮士忧国，大义凛然。两所南开中学建立时，都笼罩在一派炽热的爱国救亡的悲壮情怀之中。这种情怀感染了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养成了他们在强敌、强权面前威武不屈的性格，不仅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敢以碧血写丹青，而且在平日的为人处世中同样保持了一份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南开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和信赖，不只是他们的知识和才干，也包括他们的品格和风骨。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的顺利有的坎坷，对人民、对国家、对时代的贡献有大有小，有多有少，然而，都是勤恳做事，坦荡为人，而不齿于那些巧言令色、蝇营狗苟的小人。经过八年抗战，张伯苓自豪地说：“我的学生中没有当汉奸的。”这是对他毕生致力于爱国教育的最高奖赏。在后来的时局变换和政治风云中，那些大奸大恶的政客、作威作福的权贵、贪污腐败的官吏、欺世盗名的伪善者，还没听说有谁是出身于南开的。这是南开的光荣，是“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成功。
  南开有一套严格的校规、学则和管理制度，也有一个崇尚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好学风。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学校每周邀请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同时，支持学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壁报。这是两项大胆的举措，偶尔为之容易，坚持到底很难。而南开一坚持就是数十年，开了我国中等教育的新生面。前来演讲的人政治立场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涉及的问题也不同，不拘一格，议论风生，启人心智，引人思考。在重庆南开那张长长的演讲人名单中，既有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周恩来，也有权倾一时的民国大员何应钦；既有赞叹美利坚一切都好的孔祥熙，也有痛骂孔祥熙贪污无能的马寅初；既有杀敌御侮于前线的傅作义，也有鼓吹抗日于后方的王芸生；既有从培根、牛顿讲到瓦特、贝尔的翁文灏，也有从忠孝仁爱说到礼义廉耻的陈立夫；既有秀才出身的民族工业家李烛尘，也有出身学徒的书业钜子王云五；既有当年执教于南开的老舍，也有早期受教于南开的曹禺；既有毕生致力于词曲杂剧研究的卢冀野，也有创中国儿童文学新天地的谢冰心；还有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天主教的大主教于斌、澳大利亚的将军马可等。在一群十几岁的少年面前，出现这么多名噪一时的海内外闻人，听他们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对于增长学生的知识，开阔学生的眼界，特别是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开启他们兼包并蓄的胸怀，起到了无庸置疑的好作用。
    南开人进入社会，一般都表现为知识面较宽，接受新事物较快，不囿于一己之见，不盲从一家之言，这同张伯苓校长和老师们早年的引导和培育是分不开的。至于南开的壁报，在战时重庆沙坪坝，更是一道众人瞩目的风景线。走进南开大门，穿过范孙楼、芝琴馆之间的广场，在一长排梧桐树荫下，林立着由各个班级的学生自由组合、自撰自编、“文责自负”的壁报群。这些壁报，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纵论国是，针砭时弊，放言人生，虽然嫩稚，却也酣畅。有的壁报，因编辑者的才干和勤奋，从群报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广受读者青睐的“名报”。如以新闻多、出刊快而闻名的《公能报》，以版面新颖、图文并茂而取胜的《万象》，以立论精辟、文笔老辣而著称的《健报》等。还有一些壁报，如《曦报》、《周秦》、《晓笛》、《震钟》、《星火》、《心声》、《细流》、《理性》、《文拓》、《砥矢》、《峨眉》、《针炙》、《蹄痕》、《乌合》、《厚黑》等，听其名而知其实，兴味不同，风格多样，文字异趣，各有千秋。这些壁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直言。对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如此，对校园内的一些事情同样如此，甚至可以了无顾忌地批评到老校长的头上。
张伯苓人望很高，桃李满天下，从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和天津市长而被婉拒。抗战军兴，国共合作，他勉力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一再声明“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抗战胜利，在复杂的情势下，蒋介石强送他一张国民党的“特别党证”，“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名”他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长。这些都非他所愿，又力不能拒。他的学生不谅解他，在校内的壁报上批评他。还有一位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张伯苓走错了一步棋》的署名文章，发表在公开刊物上。他不仅不怒，反而欢喜，因为学生的批评指责正好道出了他自己难言的心声。他当着蒋介石亲信吴鼎昌的面，把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叫到跟前，介绍说：“这就是批评我走错了一步棋的学生。才念高中一年级就敢指名批评校长，说明他没有白念南开。”这种豁达的胸怀和民主大度不仅使他的学生深受感动，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传为佳话。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政治，推进政治文明。而这种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在南开校园起步，带头人就是张伯苓。这是南开之所以成为“名校”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也是南开事业长青不老的奥秘所在。
    南开“集天下英才而育之”，坚持走高素质教育之路。教师选自社会上德才俱优的饱学之士，许多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科负责人或系主任，有的辞高校教席而不就，终生服务于南开中学，是出于对南开的热爱和对张伯苓、喻传鉴的知遇之情。学生入学的“门槛”很高，每年报考者超过四五千，录取者不过三四百；学习期间的淘汰率相当大，每年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退学的约占在校生的十分之一左右；投考大学的“上榜率”奇高，一般男生都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女生经常可达百分之百，其中大多数都进了名牌大学。尽管南开的课业要求很严，而学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与张伯苓一贯主张的“三育并进不可偏废”和“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分不开。他从来反对“读死书”，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强调学生要“体魄强健”、“手脑齐全”，教师的责任不仅在于传授书本知识，“而在于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从而“发达学生的自创心”。正是这些闪光的思想，使南开教育始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南开的课外活动和课堂教育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每天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走出教室，按照各自的爱好和特长，自由结合，组成各种社团，开展各种科技、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锻练。有的创办“化学工厂”，自制味精、汽水、肥皂、雪花膏；有的结成“科研社”，白天阅读科普读物，夜晚观察星海银河；有的组织“国乐社”，吹拉弹唱，弦歌不绝；有的开办“摄影社”，给多彩的校园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张伯苓特别鼓励学生开展演剧活动，认为“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在早期南开的戏剧舞台上发现的高材生，他自己也编过剧演过戏。南开有个传统，毕业生要演个大戏向母校告别。曹禺的《北京人》、沈浮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还有用英语演出的易卜生的《娜拉》等，都大获成功，轰动沙坪。体育运动更是南开的强项，张伯苓提出的“强我种族，体育优先”的口号深入人心。每年一度的夏季运动会是举校欢腾的盛典，通过比赛发现和培养出许多少年运动健将，战时大后方的许多田径纪录都长期保持在南开人手中。球类运动更是群英荟萃，人材辈出，篮、足、排、垒俱精，“打遍天下无敌手”。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课余社团活动，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张扬了他们的个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把书读得更好更活。许多老南开人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相同的感受是：“学得很辛苦，玩得也很痛快。”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快乐教育’’的现代理念不谋而合，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南开投入实践并取得成功。
    张伯苓对南开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崇高的个人品德，如润物无声的细雨，同样对他众多的弟子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张伯苓洁身自守，崇尚俭朴。抗战八年和战后那几年，他一直居住在重庆南开校园内津南村的几间平房里，终年一袭长袍，一件马褂，一副墨镜，一只拐杖，是典型的“老儒”形象，与教师学生们过着同样清贫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在他的屋前多了一个小小的葡萄架，而结出的葡萄都馈赠给了邻人或被学生摘跑了。他沿门托钵，四处筹资，全都用于增添教学设备、提高教师待遇和改善学生生活，而把自己的工资一直限定在百元左右，比许多资深教师的薪津都少。他办事公道，平等待人，光明磊落。学生入学，不论是出身官宦门第还是贫寒之家，一律凭考试分数定去留，在他那里绝无“后门”可走。学习期间考试不及格，虽家财万贯，照样留级、退学，没有“通融”可言，更无“花钱买分”之说。学生在校一律穿简朴的校服，没有贫富贵贱之别，也没有依“出身”“成份”划圈子的观念。四方学子汇聚一堂，融洽无问，齐心向学，结成了终生不渝的友谊。这同现在有些学生在不良社会风气污染下，热衷于比爸爸官大官小、比家里钱多钱少的恶俗，形成鲜明对照。
    张伯苓爱人才，重情谊，为了他人常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从“五四”运动到大陆解放，凡军警特务抓学生、抓教师，他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极力维护师生安全。他为此写给徐世昌、张群等当朝大员的信，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抗战胜利，国共破裂，像柳亚子这样知名的左派文人成为当局眼中钉，安危难料，生命堪虞。张伯苓把他接到津南村，一住就是一年多。这种正义之举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和尊敬。张伯苓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人，但在关键时刻坚持独立判断和人格尊严，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绝不阿从权势苟安于一时。1947年内战方酣，他离重庆赴天津，明确宣布：“我决心摆脱政治，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49年被蒋介石强行提名为考试院长，他隐忍三月，毅然返回津南村，抱病家中，闭门不出。这年底，蒋氏父子逃离大陆前，两次亲访津南村，要他去台湾或美国，他严辞拒绝，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建国初期，不仅有人在政治上指责他，而且对他的教育思想也横加批评。他坦然以对，在津南村的住宅里，当着教师学生的面坚持说：“积半个世纪办学的经验，我更加相信，在学生中提倡‘公能’是没有错的。”1951年他卧病津门，终于不起。弥留之际，仍心系国家民族，而不以个人为念，谆谆嘱咐他的朋友和学生，要“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张伯苓平时常爱说一句话：“养吾浩然之正气。”正是这种正气，中天而立，成为他众多学生的榜样，使他们受益终生。
张伯苓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当我们欢度百年校庆之时，不论是来自“渤海之滨，白河之津”的南开人，还是来自“长江之滨，嘉陵之津”的南开人，也不论他们是来自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小学，此时此刻都必定在高唱我南开校歌，赞美“巍巍我南开精神”。在他们的心中，也必定会升起那位刚毅、睿智、慈祥的老人的高大形象。他是“南开精神”的孕育者，力行者，也是最完美的体现者。纪念百年校庆，缅怀伯苓校长，最好的行动就是把这种“南开精神”坚持下去，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发扬光大。整整60年前，张伯苓在南开40周年校庆会上满怀信心地说：“南开的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我们这些后来人，理当如老校长期待的那样，“精诚团结，淬厉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慨，齐心协力，携手并进”，使南开事业日新月异，南开精神永葆青春。
    (本文谈到的一些事情和引用的张伯苓言论，有的为笔者亲历亲闻，有的源自肖根培主编的《张伯苓、喻传鉴教育思想文选》和刘鹤守主编的《沙坪岁月》，恕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