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演“新剧”起源于张伯苓先生。他早在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时就提倡新剧，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

　　我大约在１５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参加者有伉乃如、吕仰平、陆善忱等，我也演过陈大悲的戏，如《爱国贼》。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写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认真，费时两三个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那时正是褚玉璞当直隶督办，正当我们准备上演时，一天晚上张伯苓得到通知说：“此戏禁演”。原来这位直隶督办自认是“国民公敌”，认为我们在攻击他，下令禁演。等他倒后台，此戏才得以演出，很受欢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我演《新村正》，这是南开新剧团自己写的剧本，故事情节我忘了，记得我还改写过一遍，那时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同台演戏的有伉乃如。 华午晴先生搞的舞台布景。

　　南开新剧团经常介绍外国戏，有的加以改编，成为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国化了，但主题思想不加更改。这样做，是为了适合我们的舞台条件和观众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编过１７世纪法国伟大喜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即《悭吝人》）。戏名改为《财狂》，由我扮演主角，并请曾在外国学过建筑学、“新月派”文艺团体的林徽音先生负责舞台设计，那是很讲究的，布景是写实主义的，在业余剧团中算是很好的了。

　　改编本把原来五幕缩为三幕，把原剧的主人阿尔巴贡改为韩伯康，艾利丝改为韩绮丽《财狂》在南开瑞庭礼堂公演，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还出了纪念特刊。我们演《财狂》时，郑振铎、巴金、勒以都由北平来看戏。此外我还导演过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英国人高尔斯华绥的戏《斗争》，是写工人罢工的戏，改编后改名《争强》。这出戏写劳资斗争，最后双方都妥协了。我演资方的董事长，张平群演工人代表。那时我思想落后，高尔斯华绥这个戏是宣扬劳资合作，号召妥协的。

　　南开新剧团以我影响很大。我原想学医；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没考上；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学政治，但是学不进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华大学时，我得到图书馆的许可，可以进入书库，在那里浏览较广，从有关先秦哲学的简单著述，到浅近的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更多的是读中外文学和戏剧书籍。由于南开和清华大学的环境，我得到一些知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启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

　　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１５岁至今天，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张彭春去美国时，给我留下一套英文的易卜生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大部分我都读了，有的太深，不大懂，没读。那时我太年轻，还在中学，英文也不好。易卜生是“近代戏剧之父”，近代戏（也许除去现代各种流派的外国戏）无不受易卜生的影响。它不仅是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和写戏方法，影响极远。他是一位戏剧大师。

　　体验生活是近来才有的词，我写《日出》、《雷雨》当然也得体验生活。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有人说《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写鲁贵的家，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东车站），一道铁道栅栏门以外的地方，过去那个地方很脏。《雷雨》的剧本最后是在清华写完的。

　　《日出》一剧，事情完全在天津，当然和上海也有关系，如写交际花一类的事。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子。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动刀杀人，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不过很难。《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东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时盖房子、打地基，没有机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也满有劲。他们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兴打趣的内容，有领唱。我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写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编的词。

　　天津的话剧活动并不只是南开中学一家活跃，很多中学都在演戏，汇文中学，新学书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子学校都在演。黄佐临是新学书院院长，他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他的女友丹尼用英文演莎士比亚的《如愿》，由他亲自导演，还请我去看过。

　　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１９１５年南开学校１１周年时，他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来小１２岁，在学校时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见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时南开中学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台。再早的时候，革命党人王钟声，１９０７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剧团春阳社，上演《黑奴吁天录》，１９０９年带领剧团北上，曾在日租界下天仙戏院演出《爱国血》、《秋瑾》、《徐锡麟》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凯的戏。这些戏都是刘木铎编写，由王钟声演出，极受观众欢迎。这是天津最早的话剧运动。后来王钟声被袁世凯的亲信张怀芝杀害。

　　新剧原是宣扬“文明”的戏，不唱。他们认为京剧内容封建，“不文明”。“文明戏”的内容是革命的，反封建的，“文明戏”是中国的早期话剧，这个名词原无贬意。

　　天津是革命话剧发祥的地方，对戏剧发展很有贡献。

　　张伯苓主张搞新剧很不容易。那时有人认为搞新剧是下流的，可张伯苓却认为新剧和教育有关。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材，天津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