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南开，南有扬中”，这是1930年前后社会上开始流传很广的两句话，是对两所中学很高的赞誉。“北有南开”，是指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南有扬中”，是指扬州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学习六年。

　　当年社会上对这两所中学之所以如此赞誉，是由于它们办得确实非常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考虑再三，现在我敢于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实施的就是素质教育。当时并没有“素质教育”的说法，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们的办学思想和所作所为，就是近一二十年来号召实施的素质教育。我是过来人，七十年的岁月虽然过去了，但往事并不如烟，记忆犹新，将前后联系起来看，当时在这两所中学以及其他办得好的中学，我们所受的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

　　2002年10月，扬州中学成立100周年，出了一本《扬中往事》，都是校友写的回忆文章，内容很好。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我很幸运”，意思是我在扬中当了六年学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可惜这本回忆录是内部赠送，没有公开出版，只有个别文章由学校推荐给光明日报发表，我写的那篇是其中之一。

　　但令人高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的将近200位校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刘鹤守编了一本回忆录，书名《沙坪岁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我看了，非常好。而且在了解了当年南开中学的很多具体情况以后，我认为南开中学在某些方面办得比扬州中学还要好。如南开中学的课外活动真是丰富多彩，比扬州中学只有体育活动而无其他内容好得多，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极为有利。

　　南开中学究竟好在哪里呢？我曾经想通过将近200位校友的回忆文章加以概括，但在仔细阅读《沙坪岁月》以后，我觉得还是编者刘鹤守发表于《博览群书》今年第5期《“精神贵族”的摇篮》一文概括的最好，我将该文中的有关部分摘录于此(个别地方有删减)。这决非“偷懒”，而是实事求是，并力求最佳效果。他是南开老校友，是过来人，有亲身的体验，又是此书的编者，当然写得很全面，很准确。这就好像我回忆扬州中学，要比非扬中校友熟悉很多一样。刘鹤守是这样写的：

　　精专敬业的教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循循善诱。他们立志终生从教，安贫乐道。有的本来可以在大学教书，却宁愿到中学来，认为中学阶段对青年至关重要。学生上课听得津津有味，“下课铃响，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由于师生的投入，在课堂上学生把课业听懂记住，以至不须课后更多的复习。

　　高升学率。学生学习认真勤奋。当然，报考南开者众，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录取率。入校后，考试升级制度严格，不管是谁(达官贵人子弟也不例外)，考试及补考成绩不及格者或留级或退学。故顺利读到毕业者只占六年入读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高淘汰率)。故毕业生升大学率接近百分之百，同时考三个大学者大多都被录取。

　　体育、美育、技艺活动多姿多彩。校长常说：“不会玩的是傻孩子”。学生下午三点半后离开课堂，参加球类、体操、话剧、京戏、歌咏、器乐、壁报、绘画、摄影、劳作、无线电等等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十八般“武艺”，校园一片欢乐声。各项活动成绩斐然。篮球、足球比赛战胜大学队，垒球比赛与美军对阵。音乐演出不亚专业团体，校际比赛，迭居榜首。话剧演出过《北京人》、《少年游》、《娜拉》、《风雪夜归人》等多幕剧，京戏演出过《西施》、《坐宫》、《女起解》等传统和新编剧。

　　寓乐于教，陶冶情操。体育贯穿Sportsmanship(运动家精神)，内涵包括Fair　Play(公平比赛，光明磊落)原则和Teamwork(团队精神，合作协办)的要求。戏剧演出活动使人获得艺术的享受，也使人受教育。演员自咏：“捧出心演戏，演戏需入戏。人生欲何求，追求真善美。”校园的歌声净化心灵。“月儿高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家国之悲在青年学子心中烙下永不能磨灭的刻痕。

　　抗战时生活的艰辛和良好教育。敌机轰炸频仍。学生穿划一的校服，男生光头。素食，菜肴不足。住校，回家交通不便。学校执行严格的作息、请假制度。宿舍整洁，床上铺得像豆腐一样方方正正。设有“镜箴自鉴”，在校门穿衣镜旁刻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让学生按此养成卫生习惯和文明举止。

　　同窗情深。同学来往从不论对方的家庭背景，甚至不知道、不探问。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平等和睦相处。

　　以天下为己任。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的教育处处体现在学校各项活动之中。学校最有特色的一项活动是每周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观点的名人来校演讲。他们讲国际大局、抗战形势、时政财经以迄天文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修身养性、立志报国等，无所不包，大大开阔学生的视野。有一次马寅初演讲指名道姓抨击财政部长孔祥熙贪婪，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上所述，无甚高论，无非办学外则不攀权贵，不牟金钱则择徒从优，择师从优，教育从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培养出的学生(外界)称之为“精神贵族”，其实就是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尊重社会，有责任感的公民，具有远大目标、高尚情操，丰富学识，平常心态的精英分子。他们有异于没有头脑的工具，追逐享受的宝贝。

　　南开中学为何能办得如此之好？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校长张伯苓(1876—1951)。

　　张伯苓原来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1895年毕业时适逢甲午中日战争我国战败。他痛感丧权辱国，转向教育救国。1904年，在前贵州学政严修(范孙)的帮助下，在天津创办私立学堂，初名敬业中学，1907年迁入南开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1919年他办南开大学，1923年又办南开女中，1928年又办南开小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似乎预见到形势的严峻，1936年又在重庆办重庆南开中学。今年10月，南开要纪念“南开百年”，就是从1904年他办私立学堂算起的。

　　张伯苓曾自述：“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他还常常引用一位朝鲜朋友的评语：“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短长；但他脚踏实地的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转引自刘鹤守未发表的论文《张伯苓之路》)。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对我国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我最钦佩的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和梅贻琦。比之于公立大学，而且是国立，私立大学要难办得多。而张伯苓却克服困难，办了一系列私立学校，都办得很好。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唯一的一位，应该获得人们应有的尊敬。遗憾的是近50年来，张伯苓却被冷落了。有鉴于此，我不得不多费点笔墨。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获悉以后，立即赶到天津前往张府吊唁，并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讲话：“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很关心，对他寄予希望。”“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并由周恩来领衔，组成有傅作义等参加的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了花圈，绸带上写道：“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1979年10月，为了永远怀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天津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仪式，将其骨灰安放于天津烈士陵园(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一卷中梁吉生的文章)。毫无疑问，这就是对张伯苓的盖棺论定。

　　写到这里，需要再回到前面去。已经说过，当年除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全国还有一些办得好的中学。

　　文化大革命后，钱学森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可惜没有找到原文，题目也忘记了)，主要谈他自己的感受。他高中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的，三年当中学得很好，也很愉快。主要原因是教师水平高，教学方法也很好。每逢考试，无须临时特别准备，一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193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听老同学说，每年录取的新生来自湖南的总比湖北本省的多，省教育厅觉得不大光彩，特地办了一所高级中学，调集最好的教师，目标对着武汉大学。1949年8月长沙解放，我南下去湖南工作了将近四年，了解到湖南的中等教育是比湖北办得好，尤其是长沙，有的中学确实办得很好。

　　我是江苏人，当年除扬州中学，其他城市几所省立中学也都办得不错。

　　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之所以受到特殊赞誉，我估计与升学率有关。这两所中学的升学率都接近百分之百。那时虽然由于各国立大学招生人数不多，都是五个以上取一个，但中学毕竟没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施行的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办法，特别注重师资水平。所以我敢于毫不夸张地说，以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为代表，当年实施的一套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

　　作为《沙坪岁月》的编者，刘鹤守在书中慨叹：“当年学府的冰清玉洁，是否可作为时下的一面镜子呢？”

　　回答是肯定的，应作为时下的一面难得的镜子。当年能够做到，现在有关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作者简介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

　　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出版学术著作《竟争与转化》、《高等教育刍议》、《高等教育散论》、《高等教育管理》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多项，指导研究生30余人，其中博士生9名。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