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我随父母从南京逃到了重庆，从5岁到13岁一直住在重庆，可以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直到现在，我讲起四川话来还十分顺畅。我最早是在城里观音岩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读书。后来转到郊区沙坪坝松林坡的中央大学附小上学，直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我考了南开中学、树人中学和中央大学附中，结果被前两所中学录取，父母为我选了南开中学。
    可以说，当时重庆最好的中学就是南开中学，它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因此我非常高兴，但听说南开中学的学生全部住校，而且管理非常严格，对于从未离开过家的我，心中也有点忐忑不安，不知能不能适应得了。
    我是在1943年11岁时进南开读初一，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离开南开回江南老家苏州的。在校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半，但南开对我的教育、尤其是人格的培养和生活习惯的养成，都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我的具体感受是这样的：
    一、严格的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一早大概是6点或6点半时，就可以听到起床号响了，“打底打打、底打底打、底打底打、打打打打”。它的音调是这样的“5351、3531、3135、5551”。后面两句不知被谁改为“起床看猪、猪在床上”。看来是讽剌懒汉的。其实，我们都是闻声即起，因为在起床号响后的15分钟内，要穿好衣服、漱口刷牙洗脸，更重要的是把被子放平，用白床单铺好塞紧，四角都要用木夹板夹出直角的轮廓。而且每天都要进行检查，在图表上画上红三角形或蓝三角形以表示优劣。这有点像军事训练，所以当时也有人不理解。实际上，这对培养年青人动作迅速、反应灵敏是大有好处的。
    15分钟后，大家就通过台阶迅速下到大操场，按班级自动集合，开始作早操，早操后即解散，去食堂进早餐。有时却突然要大家脱下鞋袜，检查双脚是否干净，是否每天洗脚？
    在食堂进餐时，都按班级事先排好饭桌，一切井然有序，大家在饭桌前站好，就听口令：立正、坐下、开动。才可以动筷子。南开的伙食还不错，我记得每天早餐时，都有豆浆喝。但当时同学中都流行把家里做好的熟菜（称为私菜）带到学校里来吃，大家可以在饭桌上交换、品尝私莱，我常带的私菜好像是妈妈给我做的“甜面酱炒肉丁豆干丁”，也很受欢迎。
    学校规定每星期日晚上必须到校，直到星期六下午才能放假回家，在此期间不准离校，为的是集中精力学习。有的同学忍不住了，偷跑到校外的小铺去吃面或买烧饼吃，被学校发现后就给以处分，毫不姑息。我就好几次看见布告栏上张贴着：“×××同学私出校门，着记大过一次，以昭烱戒”。要知道，记大过三次即被开除。因此也没有人再去冒险了。
    由于南开是当时重庆最好的中学，因此也有不少国民党的高干子弟在此上学，如国防部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德、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儿子沈××等。但他们都很低调，送他们上学的小汽车停在离南开校门较远的地防方，不会被同学和老师发现。即使如此，同学们也有所察觉，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作文《一滴汽油一滴血》来表达我的不满。
    南开中学的学习风气特别好，尤其在考试时基本上没有人作弊，人人都认为作弊和说谎一样，是最可耻的事情，是道德上的堕落，没有人会去干这种蠢事。因此，根本不需要专门的老师来监考。
    二、教学水平高，教师人品好。
    1.英语课  南开当时的英语课釆取的是直接法教学，课本是加拿大的文幼章博士编的。上英语课时老师与同学都不讲中文，而是从日常生活、动作的英语开始，既活泼、生动，也便于记忆。有一次文幼章博士还亲自到我们的教室里来观察并指导。可以说，从这时起，我一直对学习英语充满了兴趣。
    2.国文课  我从小喜欢文学，小学三年级8岁时就开始看《水浒》《三国演义》，接着又看《封神榜》《七剑十三侠》《江湖奇侠传》，后来又看了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最后又读了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屠格涅夫的《罗亭》等。到南开时我已成为一个小小的文学爱好者。
    我们的国文老师名朱世褆，他个子很高，肤色不算太白，课讲得很好。他对我有好的印象，我的作文每次都在90分以上，有一次还得了最高的95分。
    但是，有一次我看小说入了迷，上国文课时我还在课桌下看《白蛇传》。他径直走到我身边，说“你在看什么书？这么入迷。”，我低下了头，不敢说话。这时朱老师拿了我的书一看，说“原来是白蛇传啊！是挺有趣的，同学们，你们看过白蛇传吗？”接着朱老师就向同学们简要地介绍了《白蛇传》的内容。最后把书还给了我，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在上课时不要看小说啊”。
    这件事令我终身难忘，朱老师既有原则又十分爱护学生，在批评学生时还考虑不要伤害到自尊心。我十分感动，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者。后来在我的教学工作中，也处处以他为榜样。
    3.音乐课  南开中学有一位著名的音乐老师阮北英，他学识渊博，教学十分认真、热情。当时他选用的是教育部的《部定中学音乐教材》，是由国立音乐院作曲家江定仙教授编的，内容多为介绍西洋大作曲家的名作，也有中国作曲家黄自、贺绿汀的作品。在课上他也教我们唱歌，并弹钢琴来伴奏。在此我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和肖邦的作品，爱上了西方音乐，每星期都盼着上这堂音乐课，渴望接触到新的音乐珍宝。
    除了正式的音乐课，南开还提倡组织各种社团，其中就有高中部的学生合唱团。合唱团曾唱过赵元任的《海韵》大合唱和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等，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尤其当时不能理解在《海韵》中的这位女郎为什么一直要向大海中走去？
    其实，有两位中国著名的女歌唱家李?和陈瑜也是南开毕业的，她们和我同一年级，但南开的男中部与女中部是隔离的，所以我和她们并不认识。直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才知道我们都是南开中学阮北英老师的学生。
    总之，南开的音乐课和音乐活动为我打下了一个初步的音乐基础，更重要的是，使我接触了音乐这个奇妙的世界，它不断地吸引着我。我真心热爱这种艺术，从此开始了我的音乐人生梦想。
    4.体育课和体育活动  张伯苓校长曾多次教导我们，要做新中国的知识青年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必须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南开的校球是垒球（现称为棒球），所以体育课以垒球为主。当时南开的垒球队曾与在重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垒球队进行过友谊比赛。
    但我还是偏爱踢足球，除了体育课上踢足球外，我们课外活动也踢足球，我们都爱练以头顶足球，而且还练习用光脚踢球。我踢足球的爱好一直延续到大学的中央音乐学院，当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时，由于蓝、排球都要用手指，对练琴有不利影响，所以我一直提倡足球运动。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足球队在京津各艺术院校足球比赛中始终位居第一。
    当时南开初中学生都要参加童子军，童子军的格言是智仁勇，主要是搞各种活动，如露营，追踪活动等，既锻炼了体力和活动能力，还能体验到生活的乐趣。
    此外，南开中学的气氛是比较自由、宽容的，提倡在学生中组织各种社团、出壁报。我当时在学校中就订了两份思想、观点完全相反的报纸，一份是国民党的《扫荡报》、一份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每天都可以进行对比，并独立思考。所以我当时对共产党也略有所知。
    南开中学当时是重庆最好的中学，它的校园宽敞、建筑牢固、操场广阔、设备齐全、管理严格。除此之外，还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和坚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当时我们都很崇拜张伯苓校长，他为人正直，抗日坚决，提倡教育救国，所以招了日寇的仇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机在天津的首要轰炸目标就是南开，南开学校被完全炸毁。
    幸亏张伯苓早有预见，提前在重庆购地800亩，迅速建立了南渝中学。天津南开被炸毁后，部分师生南迁到南渝中学继续教书、求学。蒋介石对他也很支持和尊重，张伯苓曾公开说过：“蒋委员长对我说过，只要我蒋中正在，南开就在”。
    周恩来总理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在校搞学生运动、还演过话剧，张伯苓对他很欣赏。有一天上午，正当我们课间休息时，突然听见有同学大喊一声：“共产党来了”，大家马上跑到教室的玻璃窗边去看，只见有两辆吉普车开过，那位同学就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周恩来，他以前是南开的学生，现在来探望老校长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南开中学改名为市三中。张伯苓校长1950年北归，1年后病逝于天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张校长的评价越来越客观，如今的南开中学竖立了张伯苓铜像，还拍过张伯苓的电视剧。1984年，重庆三中又恢复了南开校名。现在南开中学仍是重庆最好的中学，被称为“中学中的大学”，在“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的校训指导下，欣欣向荣、充满了活力向前迈进！

                                   陈自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原党委书记
                                                    2017.8.14 北京